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已从1991年的79.6亿美元增至2002年的547.7亿美元，保持了年均21%的高速增长。此外，双边贸易的商品品种和结构也日趋优化，由原来的农副产品、轻纺产品及原料型初级产品逐步转变为以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在双方贸易总额的比例目前接近50%.

　　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则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贸易量的增长对双向投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东盟国家在华投资现状

　　东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地区之一。根据商务部统计，截止到2002年底，东盟国家来华投资项目达到19731个，协议投资金额580.89亿美元，占我国合同吸收外资总额的7.01%；实际到位金额294.31亿美元，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6.56%.

　　东盟国家在华投资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初投资规模很小，1995年前的全部实际投资额仅为36亿美元，占其对华实际投资总额的比重仅为12.2%.1992年我国加速对外开放，对外吸引力增强，同期东南亚国家开始放松华人访华限制，改善与中国关系，加上当时东盟老五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自身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资金市场上盈余资本较多，对华投资显著增加，1995年对华合同投资额达到了110.41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实际投资也呈现出稳定增长，1998年金融危机以前，投资年增幅保持在7-20%，1998年东盟对华实际投资最多，为42.23亿美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整体经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经济出现负增长，外汇市场和股市动荡，对外投资衰退，对华投资自然减少。1999年和2000年相继下降到32.89亿美元和28.45美元，2001年虽有改善，但受“9？11”事件影响，仅提高到29.84亿美元，2002年则达到32.56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额（527.43亿美元）的6.17%.

　　事实上，由于受国家对外投资政策以及东盟华人问题的敏感性等多重因素影响，许多东盟国家内部的企业、特别是华人企业纷纷将其资产以“合法”途经向外转移再向中国投资。据估计，来自于香港地区、威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的投资中，至少有30%的资本源于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受国家外汇资金管制等政策限制，东南亚的许多企业对外投资大多通过设在香港和西太平洋岛屿上的子公司进行，如郭鹤年领导的公司虽发源于马来西亚，但其在华投资经营的香格里拉饭店，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其香港的公司。因此，从外资资本的实际来源看，东盟在中国的实际总投资额约在500亿美元左右。

　　二、东盟国家在华投资特点

　　目前，东盟国家每年对我国实际投资约为30亿美元，占我国年度吸收外资总额的6%左右，比重还比较低，而且所占份额呈现下降趋势。根据商务部提供的统计数字看，东盟国家协议对华投资额占我国合同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由1997年的11%下降到2002年的55%；实际投资额占我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由1998年的9%下降到2002年的5.45%.

　　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外资来源地区，东盟国家在华投资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大项目较少。东盟国家在华投资项目多为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除泰国正大集团投资的饲料加工业、马来西亚的郭氏兄弟集团投资的香格里拉饭店管理业、马来西亚金狮集团投资的商业零售业和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等为数不多的规模较大的投资外，东南亚国家在华投资多为中小型项目，投资额在3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占其全部在华投资的70%.

　　第二，投资来源集中于五个老成员国。东盟国家的投资主要来源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五国，其他国家投资额极少。上述五国对华投资的项目数、合同投资和实际投资额占东盟对华投资的比重达到96.44%、98.45%和99.3%.其中新加坡在华投资最多，截止到2002年底，新加坡在华投资10727个项目，协议投资额401.5亿美元，实际投资额214.73亿美元，分别占东盟十国对华投资的54.36%、69.11%和72.96%.而其他五个成员国在华投资所占比重很小。

　　第三，华人企业投资占绝大比重。东盟国家对华投资资金多来自于当地华人企业当地土著公司及国有控股大型公司投资较少。根据今年7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组委会的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目前，东盟国家对华投资中，约有70%的资本来自于当地华人企业，而在1997年以前这一比例高达98%.

　　上述统计中，当地华人企业在华投资的数据确切来源、我们不得而知，但所列数据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东盟对华投资中绝大部分投资者为当地华人企业；二是华人企业资本在东盟国家对华投资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第四，东盟国家在华投资多为其国内行业的海外延伸，如不动产业、金融业、零售业、基础设施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跨行业投资较少，延续了海外华人企业家“不熟不做”的特点。另外，第三产业中的饭店、酒店和住宅等房地产开发项目，为海外华人企业集团的强项，据不完全统计，东盟各国在华投资的项目，特别是华人企业投资的项目中，超过40%的投资与房地产开发经营有关。

　　第五，在华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东盟在华投资初期，“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以及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如鞋类、纺织品加工、电子电器组装等占据大部分比重，后来逐渐发展到家具制造、钢铁产品、石化产品、饲料加工、酒店管理等。近年来开始向第一产业和服务业扩展，如在海南的热带经济作物和花卉栽培、水产养殖、以及服务业领域的保险、银行、零售和旅游等。另外，东盟国家在华投资的制造业多为“两头在外”的生产加工类项目，产品多为出口。

　　第六，投资地域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海南等东南沿海省市，近年有北上西进趋势。其原因在于东盟国家在华投资者多为海外华人企业，这些海外华人的祖籍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海南等省市，且比邻港澳台和东南亚，便于产品出口。再有一个原因是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也都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因此90年代以前，东盟在福建和广东两省的投资占其对华全部投资的80%左右。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地域幅度的拓宽，以及长江三角洲和渤海经济圈的经济发展加速，东盟在华投资开始向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和辽宁等省发展，1993年新加坡在江苏苏州开始“苏州工业园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300亿美元，后又在青岛、秦皇岛等筹措“新加坡工业城”等，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盟各国的投资者也将目光投向了西部地区，在四川、重庆和陕西等省市的投资从无到有，逐渐增多。另外根据商务部有关部门的统计，2002年和2003年一季度马来西亚对华投资中，在江苏省的投资最多，项目数、合同金额和实际金额分别占其同期总量的18.1%、22.9%和38.9%，其次是浙江和上海，远远超出其在福建和广东的投资规模。

　　三、东盟国家在华投资前景展望

　　1、不利和制约因素

　　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受到重创，长久以来，经济恢复缓慢，且面临许多政治、安全等因素限制，影响其海外投资，这些限制性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复苏缓慢，需求不振，投资不足。亚洲金融危机对东盟国家造成的经济重创是不言而喻的，仅马来西亚因汇率损失就高达2000亿美元，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东南亚各国政府相应采取了一系列的国家经济振兴计划，包括债务重组、外汇管制、扩大内需、鼓励出口型工业和高科技型产业发展，积极开拓旅游资源等，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结果还不足以令人满意。另外，由于东盟国家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过度依赖，2001年的“9.11”事件和今年的美伊战争为该区域内的经济复苏再添不利变数，自身经济发展动力的不足，国内需求疲软，股市动荡，必然影响商家的投资能力。

　　第二，东盟国家政策干预。目前，大多数东盟国家都在积极扩大内需，为防止金融和外汇投机，许多国家一直采取较为严厉的外汇管制措施，对其境内企业的对外投资以及资金外流保持相当高的警惕性，在资金汇出、出入境管理、产业转移等方面都有比较严格的审批程序，客观上对其海外投资必然造成影响。

　　第三，海外华人问题。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人聚居的地区，估计人口超过了2500万，而且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私人财富大都集聚在华族手里，据有关资料显示：东盟国家内华人的经济比重总体上超过了50%，其中占马来西亚人口24%的华人控制着全国40%的经济；占菲律宾总人口1%的华人控制了该国70%的财富；而占印尼总人口5%的华人则控制了该国80%的经济总量。华族和华人问题一直是东南亚国家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除新加坡整体上为华人国家外，其他大多数成员国对华人都采取过较为严厉的文化同化和种姓消除政策，在泰国、印尼及菲律宾等国家内，许多华人都不会说华语、甚至也没有了自己的汉语名姓。华人问题的敏感性必然对当地华人企业对我国投资产生钳制。

　　第四，西方势力和台湾问题的干预。历史上，东盟国家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更是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近年来，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形势下，中国的经济却能一枝独秀，连续几年保持7.8%的快速增长，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吸收外资保持了较快的发展规模，已连续9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实际吸收外资更是突破了500亿美元，而东盟各国吸收的外商投资却呈下降趋势。《日本经济新闻》曾报道，2002年1至6月，流入东盟主要6个成员国的外资约为65亿美元，比2001年同期下降了60%，其中，马来西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由2001年同期的31亿美元剧减到5.7亿美元，降幅达80%.流入印尼和菲律宾的外资同比减少了70%，流入越南、泰国和新加坡的外资同比分别下降了56%、35%和22%.同时，许多原在东盟成员国内部的外资企业纷纷将业务转向中国。面对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吸收外资的增多以及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涌入本地市场，东盟成员国家普遍感到了竞争的压力。

　　另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渐增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地区政治关系和经贸合作深入发展，令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台湾当局深感不安。传统上讲，东南亚地区一直是西方发达势力力图控制的区域，中国商品在东南亚市场份额的增加和东南亚与中国之间双向投资的增多，已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等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特别是台湾地区当权者不甘心失去在东南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积极推动“南向政策”，有意在东盟国家内部散布“中国崛起威胁论”和“中国投资黑洞论”，宣称中国的经济崛起将对该区域内的其他国家造成威胁，片面夸大中国的“磁吸效应”是造成当地外商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强大的中国很有可能将会在本地区称霸，直接影响到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借此加强与东盟成员国双边的经贸合作，维护原有的市场和政治经济利益，这必然使得东盟某些成员国对中国的警惕性提高，直接影响区内资本向中国的转移。

　　第五，我国国内投资环境参差不齐和投资纠纷解决缓慢。改善投资环境，一直是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应该说，我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硬件环境已普遍取得较大程度的改观，而软环境建设在某些地方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突出表现在地方政府乱摊派和乱收费比较多、片面扩大优惠政策而难以兑现、外商投诉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根据驻马来西亚商务处的统计，2000年以来，该处共接到外商投诉45起，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国内有关部门后，目前结案的仅14起，正在处理之中的19起，其余12起至今没有任何答复。外商投诉不能及时有效的得到解决，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切实维护，必然挫伤外商投资信心，也必然在当地工商界中产生不良影响，直接影响到我国招商引资效果。